首先是专业性的问题，早期制片工作室主要负责版权剧的对接工作，不少人员是因公司发展需要而从其他岗位调任，而他们往往有比较突出的所谓“产品思维”。
制片人葛葛就指出：“许多平台项目负责人都是以打工者思维来考虑问题，他们更关心如何避免错误，而不是如何创新。这导致许多项目把重点放在堆砌资源，比较同质化和套路化。”但因为属于平台自制剧，这些剧集也基本都有机会上线播出。
而如此流量思维必然导致头部资源争夺加剧，各工作室的“内部赛马”也成为常态。“除了内部竞争，还要与外部与平台有关联的公司竞争。”在葛葛看来，加入视频平台时希望获得的资源利好，但后来发现要拿到这些资源也没那么简单。
随着2021年行业逐步减少产量、尤其是砍掉腰部项目之后，类似的内卷问题进一步放大，“以前外部资金充裕时，大家都可以试错；但砍掉了腰部项目，大家都只想做S级项目。”
行业人士王君无奈地说，“但许多人对S级项目的定位是大演员、大IP、大班底，内容反而不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产出的作品往往流于表面化。甚至平台对S级的定位已经不满足，出现了S+、S++的项目定位，这进一步加剧了演员和班底的内卷。”
在一定程度上，早期的制片工作室制度，难免与当时流量先行的行业制作思维产生关联，这种思维的惯性至今依然深刻影响着行业。
但不能就此判断，工作室制度本身存在问题。毕竟客观来看，制片工作室制度只是一件工具，发挥怎样的作用，取决于“使用工具的人”，也就是长视频平台。
而彼时平台所推动的流量先行模式，也留下了如今不得不偿还的“债”。
变革
2021年以来，长视频行业进入了变革期。
这种变革的对象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前文所提到的种种行业乱象，而核心就是平台希望发挥目前的行业中心话语权，让行业从“十年烧了一千亿”的长期亏损中解扣，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环境，并实现更优质的内容产出，也就是所谓的“降本增效”。
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，2019年进入“亿级会员平台”时代后，整个行业度过互联网人口红利期，增长已经见顶。而存量时代下，平台不可能容忍一直以来的资源浪费。
